研究目的和问题

能够成为伴侣的男女人数会对伴侣关系的结成模式产生影响 (Goldman和Pebley，1989)，中华帝国时期的情况便是一例 (詹姆士•李和王丰，1999)，时间更近一些的二十世纪后半叶的巴基斯坦也是一例（Sathar和 Kiani，1998）。

在中国，结婚依然是极其普遍的社会现象，它势必受到女性伴侣数量减少的影响而且某些调节机制也会因此变得必要。

在结婚率方面，一种假设认为，女性伴侣数量的减少会导致女性成婚年龄年轻化和/或男性成婚年龄大龄化，也就是说导致配偶之间年龄差距拉大。与此同时，“被动失婚”男性的数量也会增加。而这些都不可避免地会影响到男女两性的个人生活。

另一种假设认为，女性伴侣数量的减少会加强男性对女性的追求力度，因此有可能对配偶选择模式产生影响。正如范芝芳（FAN Cindy） 和李玲（2002）解释的那样，在中国，人们以实用主义标准来挑选伴侣，挑选主要是根据对方的年龄、受教育水平、职业、收入、身体条件、健康状况和家庭背景等来开展。根据女性“上嫁” (hypergamie) 原则，男人必须在上述各方面比女性更胜一筹。于是就有了下面这个基本认识，即，农村男性和出身农村男性流动人口因为在这些方面缺乏吸引力 (Das Gupta 等，2010 ; 李树茁等，2010) 而无法满足现有性分层体系，以致无法成功找到配偶。因此，从中期上看，配偶选择模式和伴侣关系的结成方式会因为社会实践和社会习俗的影响而发生改变。女性伴侣数量的减少有可能最终会让男性各社会群体之间的不平等加剧，能不能娶到妻子有可能成为象征男人经济地位的一个标志，这与奥斯伯格(Osburg，2008)在研究经济改革时期中国城市精英男性时观察到的结果思路一致。

从这个角度上看，女性伴侣数量的减少还引出了另一个问题，那就是它对女性社会地位和男人心目中女性的性别角色会产生怎样的影响。一些学者认为，如果社会中女性数量显著少于男性，就会引发女性价值上升，使得女性权力有所增强，从而有利于女性解放（Collins，1974 ; Guttentag和Secord，1983），尤其是让女性能够通过“上嫁”来获得更多的权力。

另一些学者则持相反看法，他们认为，当女性变得稀少，男性就可以对她们实施更加直接的控制（South和Trent，1988）。奥斯伯格（Osburg，2008）认为，如果心怀“上嫁”想法的女性期待用婚姻来实现向上的社会流动，那么男人就会反过来去寻找在身体条件上更有吸引力的女性，这只会加强女性作为性物体的意义。

既然性别失衡是中国社会妇女地位底下的直接后果 (Attané，2013)，那么我们就可以假设认为，男性对两性角色的认识也会受到女性伴侣数量减少的影响，从而引发两性在家庭和社会中角色的两极化。

而且，这种趋势还可能因为配偶之间年龄差距拉大而被增强，我们知道，配偶之间的年龄差距“通常被认为是衡量女性地位的一个要素，是衡量夫妇关系不平等程度及女性在社会中角色及状况的指标” (Barbieri和 Hertrich ，2005) 。

在中国，婚姻依然意义非凡。社会习俗一如既往地影响着人们的行为，大部分年轻人在成年后所抱的想法依然是每个人都必须结婚，没有其他选择（Evans，1997）。异性婚姻依然是同居生活的前提，尤其是组建家庭的前提。而且异性婚姻依然被普遍认作是发生性行为的合法框架(McMillan， 2006)。

因此，在当今中国社会，实际上存在着已婚和未婚的两分状态（张春汉和钟涨宝，2005）。未婚男性的个人生活和家庭生活会受未婚处境的影响，正是未婚让他们与已婚者在生活状况上产生了差别 (李树茁等，2010) 。然而，越来越多的中国男性将面临长期单身甚至终身无法结婚的情况。

尽管女性匮乏对男性大龄未婚几率的影响已经成为了测量对象(李树茁等，2006 ; Tuljapurkar 等，1995)，但大龄未婚处境给男性个人生活带来的后果依然鲜为人知。而大龄未婚很可能对男性的生活规划和性生活都具有显著影响。

除了人口学使用的婚姻市场概念外，还存在“性市场” 这一概念 (Collins，1974)。一种假设认为，与婚姻市场的情况一致，性市场也会因女性伴侣数量的减少而受到影响，甚至还会引发男性性行为的改变。

考虑到上面提到的那些社会习俗的存在，我们可以假设认为，女性伴侣数量的减少会对男性性生活产生影响，它要么会使男性性生活受到限制，要么会让男性性生活多样化，再或者两者兼有，它尤其会导致手淫频率增加及使得男性与临时性伴侣发生性关系的几率增加。同样，女性伴侣数量减少的影响还可以表现为商业性行为及男男性关系数量的增加及婚前性关系的大量出现，这些改变将从长远上使得作用于性行为的社会习俗有所松动。

研究证实，贫困对中国农村男性具有双重排挤作用。首先，中国的情况与对其他社会的观察结果一致，贫困会把最贫穷的那部分男性人口排挤在婚姻之外 (Bourdieu, 1989)，让他们无法成婚。即便这一现象在中国并不新鲜，经济改革、婚姻市场上缺少女性以及男性需要负担的结婚成本上升还是让这一问题变得更加尖锐。

此外，贫困还被证明是性生活的一个排挤因素，拥有性生活的未婚男性比其他未婚男性在社会上和经济上更具优势 (李树茁等，2010) 。

因此，我们可以假设认为，贫困，不但会造成男性“被迫失婚”和让男性性生活中缺少女性甚至没有女性，而且还会造成第三种排挤：由于大龄未婚在中国依然受到社会的歧视 (Ebenstein和Jennings，2009)，因此贫困会阻碍男性得到社会认同，阻碍他们建立传统上与婚姻和家庭相连的社会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