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现状
“挑战中国性别失衡”项目研究的问题处于人口学、社会学和经济学三门学科的交叉地带：性别失衡给婚姻市场带来的后果；特殊背景下社会性别关系和性行为的转变；与社会性别关系和性关系相关的实践和习俗的转变；大龄未婚与贫困。尽管这些问题在上述三门学科内都被很好地研究过，但这些研究之间还缺乏相互的连接和交叉。
“挑战中国性别失衡”项目的特色就在于它处于上述这些不同研究领域的交叉点，它的研究内容是一个尚未被深入调查研究过的原创课题。
大部分国家在某一时期内都经历过婚姻市场的性别失衡。例如，亨利（Henry，1966）曾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人口损失如何在法国造成了婚姻行为上的转变做过研究。他发现，尽管缺少男性，大部分女性依然成功步入了婚姻，其主要原因在于配偶之间年龄差距缩小以及女性与移民男性成婚率增高。
越南在1970年到1980年间也经历过同样的失衡，当时越南女性面临的问题是能够成为配偶的男性短缺，而这种短缺又是因为人口增长，越南内战和男性向外国移民引起的（Goodkind，1997）。当下，学者也在美国非洲裔美国人群体中观察到了性别失衡现象，这一失衡的原因在于黑人男性和非黑人女性之间的混合婚姻数量的增多（Crowder和Tolnay，2000)。
其他国家的婚姻市场在历史上也曾出现过暂时的女性短缺。比如，中世纪末期的葡萄牙由于长子继承制而盛行重男轻女，这导致了成年人口中男性比例过高。这一状况加上女性“上嫁”习俗，最终令男性无法成婚的情况加剧，尤其是社会地位最低下的男性，无法成婚状况十分突出（Hudson和den Boer, 2004）。
19世纪奥地利白人社区也出现过由人口流动性别差异引起的女性短缺，这种短缺对男性结婚率产生了重大影响 (Akers，1967) 。在欧洲，由于农村人口外迁的主体为女性，这也曾让某些农村地区男性未婚现象有所增加 (Bourdieu，1989)。然而，所有上面列举的婚姻市场的性别失衡，它们涉及的都仅仅是范围有限的部分人口。而且这些失衡现象均属暂时性失衡，它们对婚姻行为和社会的影响因为存在着多种补偿机制而受到了限制。
但中国的情况却大不相同，未来数十年内中国婚姻市场每年都会有10%~15%男性过剩人口(李树茁等，2006) 。这一变化，不论是从规模上，还是从它对社会和男女个人的持续显著影响上，都可为一个需要研究的范例。
中国的女性状况从各方面讲都有特殊之处。在中国，男女平等自1949年以来在政治上受到了不断强调，但男女平等又因为三十年前开始的经济改革在变得清晰可见的同时悖论地遭受了打击。特别是，男女平等受到了死灰复燃的传统歧视观念的挑战。这些传统观念可以是造成女性地位低下的原因，也可以是女性地位低下的表现，同样地，它们可以是造成女性短缺的原因，也可以是这一现象的表现（Angeloff 等，2010 ; Attané，2010）。 不过，中国的男女平等也有进步之处，尤其是在教育方面，女性教育程度的提升增强了女性在家庭中协商权力（Wu，2010）。可以说，处于当前社会颠覆背景下的中国女性状况，对性别社会学形成了某些挑战，因为它质疑了传统上认为社会经济现代化会对女性地位改善起积极作用的观点。社会性别能让我们明白整个社会关系，因为它贯穿了这些社会关系，因为它由阶级关系、年龄关系等社会关系构成且被这些社会关系所贯穿（Angeloff 等，2010）。
因此“挑战中国性别失衡”项目采用了社会性别视角，通过研究选定问题，力图理解在市场经济发展的现代化背景中个人和社会实践所发生的转变。
性，属于个人生活中最隐私的部分之一，它也具有表现个人之间关系的特殊面向，因此，性也就合情合理地成为了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然而，与人们通常所想的相反，性行为并非千篇一律，它因社会的不同而千差万别 (Bozon，2002) 。性行为的组织开展是独特的显影剂，它体现了社会中社会性别关系、阶级关系及社会年龄体系是如何互相联系的。从1970年开始，尤其是自90年代以来，与性有关的社会人口学调查数量大大增加，这些调查通过研究各种控制变量而对性现象进行了分析：不过，对阿拉伯世界和亚洲的调查研究，尤其是对中国的调查研究，其数量从总体上还是少于对世界其他地方、尤其少于对欧洲、非洲或拉丁美洲的调查研究（Bozon，2003）。而且，90年代的调查主要是从风险和健康角度去关注性实践， 2000年以后的研究则是将处于社会性别不平等框架内部的性经历作为研究对象（Heilborn 等，2006 ; Bajos和Bozon，2008）。“挑战中国性别失衡”的主要内容为，让某些男性陷入大龄未婚状态的个人经历和社会过程，以及大龄未婚状态对男性性生活、性福利及社会关系——尤其是两性社会关系——造成的影响。
在当代中国，性问题不但处于儒道传统铸就的社会文化背景中，同时还带上了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所要求的严厉和社会控制。社会控制尤其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得到了增强，当时，私人生活的很多面向，包括性，都受到了严格控制（Honig，2003）。因此对性行为的研究要等到90年代社会控制松动之后才会变得可能。自那以后，性方面的研究开始大量涌现。比如我们可以举出刘达临（1992 ; 2005）、潘绥明（1993 ; 1997 ; 黄盈盈、潘绥明，2007）、李银河（1991 ; 1992 ; 2004 ; 2008）、达斯•古普塔等 (Das 等2007) 、黄盈盈（2011）等学者的研究，还有帕里西（Parish）等学者进行的“中国健康和家庭生活调查（1999-2000）”（2007）及梅利 (Merli，她也是这个项目的合作伙伴) 与其他学者共同开展的“上海性网络调查（2007-2008）”（田丰等，2010 ; Merli和Morgan， 2011） 。
尤其是潘绥铭 (2005)，他将研究注意力放在了与卖淫有关的性行为上，至于说其他调查，尽管它们中的大部分也都属于社会控制松动之后进行的性调查，但却没有把性行为与大龄未婚或性别失衡联系起来考察。而且，这些调查通常针对的都是城镇人口。
“挑战中国性别失衡”项目在兼顾其他问题的同时，也会以女性伴侣减少作为背景来考察农村男性或农村出身男性的性行为。
